今年是《大同日报》创刊60周年，可我与她结缘已半个多世纪了。起初，我只是一名读者，后来我有了双重身份——既是读者，又是作者（特约通讯员）。
    最早读《大同报》（《大同日报》的前身）时，我还是一名小学生。家里没有订报，而是每日放学后到铁路地区图书馆阅览室去读报，《大同报》是我必看的报纸。从那时起，慢慢地我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，一日不读，就好像生活中缺了点什么，少滋没味的。
    我头一次走进大同报社的大门，是在1961年的春节前，不是去送稿子，而是去登遗失声明。那次我去供应站打油，不慎把全家七口人的购油证丢失了。经多方打听，得在《大同报》登遗失声明后才能补发。我拿着居委会开具的证明，到报社交了1.2元的版面费，在翌日的报缝中登出了遗失声明，拿着报纸和户口簿才补领了全家七口人的购油证。这是我与报社编辑人员第一次零距离接触。
　　真正和《大同日报》成为“密友”，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1987年7月在云冈副刊编辑史敢峰的润色下，我的处女作《武大郎管库》发表了，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每次发表的稿子我都要和底稿进行对照，看看编辑在哪些地方进行增删改动，静心揣摩。编辑确实出手不凡，由他们动手一改，真是妙笔生花，我的拙文就精彩多了。
    从1988年起，我就成了《大同日报》的特约通讯员。在《大同日报》举办的各种征文活动中，我都积极参与。屈指算来，我的文章获得各种奖项有十多次。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在1989年举办的一次“历史文化名城——大同赞”的散文征文活动中，我的作品《煤城飞起大秦龙》获得一等奖之后，史敢峰编辑带着这篇文章去苏州参加“全国文化历史名城·名城赞”散文大赛，并获得二等奖。
    获奖不仅仅是得到荣誉，更主要的是给了我在创作之路上坚定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，后来我能在《新民晚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发表一些作品并能获奖，追本溯源，起步还是《大同日报》，还是云冈副刊，以至后来我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，这都缘于《大同日报》诸多编辑的长期帮助、鼓励和扶持。他们是史敢峰、昝银琴、李海洋、樊善云、刘建华、冯桢、杨红英、李恒成……吃水不忘打井人，路通不忘引领人。值此《大同日报》创刊60周年之际，我本人向辛勤耕耘在这块沃土上的各位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，致以诚挚的谢意！(王 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