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椿桦

　　任何一条生命的消失，都会令其亲友们呼天抢地；然对于有幸将“死亡指标”控制在红线以下的相关官员来说，却可能满心欢喜。

　　河南省日前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追究作出新规定：发生较大事故，矿长和分管副乡镇长免职；发生重大事故，集团分管副职和分管副县长免职；发生特大事故，总经理和分管副市长免职；发生死亡50人和以上特大事故，或一年内发生两次一次死亡30至49人事故的，集团董事长免职，省辖市市长停职或免职(新华社11月11日)。

　　大家都知道，官员级别与所享受的福利待遇、政治待遇是成正比的，但这种将安全生产中的“死亡指标”也与官级挂钩，听起来则颇为新鲜。官员级别越高，其治下所发生的煤矿死亡人数就可以越高，行政问责细化到这种程度，其用心之苦应予承认。只可惜，它用错了地方。

　　这一旨在保障生命安全的政策，最大的悖谬正在于漠视了生命——假如死亡人数是可以控制的，为什么会有50个人不能得到相同程度的保障，而成为官员问责“上下浮动”的数据？为什么死亡49个人，当地长官就算是称职的？事实上此类“死亡指标”并非河南省首创，两年前，国家安监总局率先出台煤矿安全事故死亡控制指标，曾一度引发舆论的口诛笔伐。看来河南省相关决策者并未听进这些批评，最终以行政问责的方式，将荒谬的政策包装得更加荒谬。

　　在市长去职的红线面前，50个以下“可允许死亡”指标的确立，实乃上级决策部门不自信的表现。正常来讲，决策者们在确立相关指标时，不大可能为难自己或自己的下级，毕竟在我们的官场生态中，下级工作不力会直接影响上级的政绩。因此他们必须力保相关执行指标处在官员们可控制的范畴。此外，控制的模式还可能包括瞒报，它在指标一旦越过红线时会被官员考虑。“死亡指标”按官级分配的问责新规，将使瞒报的“传统”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因为新规定将上下级官员的政治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任何一条生命的消失，都会令其亲友们呼天抢地；然对于有幸将“死亡指标”控制在红线以下的相关官员来说，却可能满心欢喜。有例为证：2007年1月，云南省安监局向全省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，称上一年全省各类安全事故死亡3592人，比国家下达的控制指标低271人，圆满完成了任务——“才死亡三千多人”的满足溢于言表。

　　实事求是地讲，在现行体制框架下，制定“死亡指标”有其无奈的一面——行政问责制度尚不健全、官员们遇事喜欢相互推脱责任等现象，常常导致安全事故的追责找不到明确依据，甚至难以落实责任主体。但我认为，纵使制度不健全，也不能制定一个荒唐的规定来完善之。毕竟，“死亡指标”的制定，极易导致相关官员对问责红线之外的生命不加重视。因此，死亡是不能设置数字指标的，如果非设不可，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“零”。

　　零死亡当然很难，但它难道不应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吗？说说英国的例子。煤矿生产也曾是该国高风险行业，资料显示：19世纪60年代，英国矿工死亡率为0.5%，即每千人中会死亡5人。为此该国不断改进煤矿安全生产技术，到上个世纪50年代，死亡率降低为0.1%。进入21世纪，死亡率连续多年都是“零”。可见，只有高起点、高标准的死亡控制指标才是有意义的。也只有这样的控制指标，才能避免官员的麻痹与侥幸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