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异化”旋涡中的周扬

    2008年11月，周扬诞辰100周年。从新中国成立到“文革”，周扬一直是很“左”的，但晚年垂暮之际，他有了独立思考。双重身份——政治家还是文艺家，始终交集于周扬的内心

　　本刊记者/陈晓萍

　　1975年7月14日，北京万寿路西街7号，中组部招待所。

　　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二层一个房间，被囚禁了近9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终于与家人团聚。其时，他还是“带罪之身”，不仅没有恢复工作，被强加的所谓罪名也没有了结。

　　20世纪20年代，周扬加入中共，成为在上海的中共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。30年代后期到延安，为毛泽东所倚重，1949年后成为中共在文艺界的“巨头”。在他身上，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。

　　在60年的岁月中，尽管周扬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，却一直带着枷锁舞蹈。30年代，鲁迅将其列入“四条汉子”之一；50年代，毛泽东批评他“政治上不开展”，“文革”前夕，又说他“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”；“文革”落难中，被姚文元目为“反革命两面派”，江青则公开宣称：“我恨死周扬了！”周扬“文革”后复出，以其深邃的对历史的反思，赢得人们的敬重，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。80年代，在因“异化”问题导致的一场论战之后，周扬于1989年7月病逝。

　　深陷囹圄

　　1975年1月，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，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。这年3月，中共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、监护或在原单位专案审查者予以释放。因“周扬一案”而发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被解除监护，就近分配到江西少丰城县钢铁厂工作。

　　林默涵致信毛泽东表示感谢。7月2日，双目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此信后，沉默许久，写下这么一段话：

　　“周扬一案，似可从宽处理，分配工作，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。久关不是办法。请付讨论酌处。”

　　于是，除了去世的田汉，“四条汉子”的另3位——周扬、夏衍、阳翰笙先后获得释放。

　　30年代，周扬在上海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化运动，身份是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、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(简称“文委”)书记。1934年深秋，周扬与同为“文委”成员的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一起去找鲁迅汇报“左联”工作，被鲁迅讥为“四条汉子”。其实，这个名词在当时不过是个中性词语，后来却变了味道，成了周扬政治生命中的一个癌细胞。

　　龚育之在《几番风雨忆周扬》里回忆了这个细节。1966年年初，“文革”暴发前夕，龚育之去医院看望因肺癌动手术的周扬，探视者安慰周扬，现在医生对肺癌是有把握的。周扬点点头。隔一会儿，他又低沉地说：“我身上有两个癌症。”他解释说：一个是肺癌，一个是“三十年代”！

　　不出周扬所料，一顶“周扬反对鲁迅”的大帽子，在“文革”中几乎置周扬于死地，“周扬一案”也株连了文艺界76人之多。

　　其实，要置周扬于死地的是江青。

　　从上海到延安，再到北京，随着时空变化，周扬经历了不同的文化环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扬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、中宣部副部长等职。在“文革”前17年，他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最主要的领导人，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和执行者。

　　50年代，江青出来工作，担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，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，自称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“流动哨兵”。周扬作为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，是这位当时的“第一夫人”的直接领导。

　　一次，周扬去见毛泽东，毛问起江青的工作。周扬很老实地问：江青说的意见，不知哪些是主席的，哪些是她个人的，是主席的指示，我们坚决执行。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，大家可以讨论。

　　这段往事，许多当事人，包括周扬的秘书露菲、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明在回忆周扬的文章里都提到过。

　　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这是江青精心策划的一幕大戏。

　　姚文发表之前，毛泽东把周扬找去谈话。毛相信了康生、江青的材料，认为“四条汉子”专横把持文艺界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3个：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。据周扬的老部下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，那次，毛对周扬说：“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下不了手吧？”

　　“周扬作为‘文化大革命’的祭旗者是显而易见的。”周扬的研究者、《炎黄春秋》执行主编徐庆全如是分析。

　　重新出山

　　周扬出狱后的第3天，露菲来到万寿路西街7号看望周扬。

　　门半开着，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在屋里大声说到：你不要有顾虑，毛主席说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进屋后，露菲才知道，苏灵扬的话是说给外人听的，她怕房内有窃听器。

　　露菲见到周扬，忍不住掉泪，3人站在房子中间的灯下说话，以为这样可以离窃听器远些。

　　当时的中组部招待所，许多“文革”后期获得“解放”的老干部都住在那儿。

　　人们仍心有余悸。于光远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周扬和宋任穷，正赶上招待所里发生的一个“小故事”：两天前，招待所来了许多警卫人员，搞得住在这里的人们相当紧张，以为又要来抓了，结果是一位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要到小楼拜会一位老同志。

　　1977年，中央决定胡乔木、于光远、邓力群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，把这个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。据于光远的回忆，这年的11月26日，邓小平把3人找去听汇报。汇报快结束时，胡乔木请示能否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