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舒圣祥

　　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前三鹿资产的出售方案已基本敲定，两个已经落实的买家分别为三元和完达山。此前，河北省政府一直希望“三鹿的负债跟着资产走”，收购方最好能整体接盘，这也是谈判陷入艰难的原因。但此次方案显示，三元最终取得了这场谈判的胜利。(11月4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

　　倘若此番“知情人士”透露的内容属实，三元接手的将只是三鹿的部分优质资产，而不包括负债，尤其是那部分数额暂时还无法估量的受害者巨额索赔。问题是，赔偿程序尚且没有启动，优质资产的出售方案就已经敲定，受害消费者到时还能不能获得应有的赔偿？

　　眼下，毒奶粉受害消费者向三鹿索赔的法律大门，已通过“特殊手段”被关上了。面对受害患儿家属的起诉，当地法院立案庭已经明确表示，法院决定对此事不予立案，也不会向当事人提供不予受理的裁定书，一切都“需等待政府的赔偿方案”。法律意义上的民事赔偿问题，被异化和简化成了行政意义上的官定赔偿办法，原本各自独立的行政权却凌驾于司法权之上，这实在是法治的悲哀。

　　地方政府一面对赔偿消费者问题采取闭门不理态度，一面却又加紧与收购企业谈判收购事宜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：是否有意先将优质资产卖光，然后才依据剩下的劣质资产向受害者制定杯水车薪的赔偿方案呢？或者，先通过关闭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索赔的大门，要么一拖到底，要么由纳税人埋单？

　　早有法律界人士指出：三鹿索赔系列案件是检验中国法治水平的法治标本。如果不是这起特大食品安全事故，公众与三鹿并不存在任何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更无意非要三鹿破产倒闭不可。这一切，都是法治社会里不注重产品质量安全的企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不是有这种沉重的代价需要付出，就不会有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面貌的整体改观；相反，地方政府超越法律正义对加害企业的一味维护，只会减损企业公民对法律的应有尊重，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，同时也让食品质量安全陷入一片看不到希望的浓浓迷雾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