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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当时，平城的人口很多，在城市和京畿地区，即东至代郡（今大同县东），西极善无（今右玉县南）、南极阴馆（今山西代县西北）、北尽参合（今左云县北），共居住着汉、鲜卑、匈奴、羯、氐、高车、羌、宾、柔然、高丽等十几个民族的人民约一百余万。这众多的人口，多是北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同各地的控制，防止所征服的各国的复辟，而将他们先后从全国各地大批迁徙而来的。其中，仅根据《魏书·本纪》记载，从太祖道武帝拓跋（王圭）开始，大的迁徙就有这样几次：

    天兴元年（公元３９８年）正月，拓跋（王圭）攻（阝舀）邺城（在今河北临漳县北）以后，将太行山以东六州的官吏、百姓以及徒何（鲜卑段氏）、高丽等和能工巧匠十万余人迁于平城。

    泰常三年（公元４１８年）将冀州、定州、幽州三州的徒何迁于平城。

    太延四年（公元４３９年）冬十月，将凉州三万余家迁于平城。

    太平真君七年（公元４４６年），将长安城内的能工巧匠二千余家迁于平城。

    正平元年（公元４５１年）将在战争中投降的五万余家分别安置在平城附近。

    太和五年（公元４８１年）四月，将徐州、兖州一带的“反民”三万余人迁于平城。

　　几次大量移民，不仅使北魏京城的人口骤增数十万，而且也荟萃了各种各样的人才，促进了京城各行各业的发展，和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迅速融合，并为建设一座宏丽壮观的京城提供了人力、智力和技术条件。

　   此时的大同，不仅人烟稠密，市井繁华，而且经济也相当发达。据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和其它一些的史料记载，随着京城的建立与扩大，农业和城市内部不可缺少的“铁作、木作、纺织、酿酒”等手工业也很快发展起来。另外，铸铜、制铜、首饰等手工艺品也很繁盛。特别是铜器工艺，除了一般的铸、制以外，进而还能冷打、热打、烘打，不但能够制造寻常铜器，而且能制造工艺水准相当高的响铜和铜乐。其中，铜驼铃便是遐迩闻名的产品，不仅形制精巧，而且音色悦耳宽远，传及数里，因而畅销于内蒙及西北各地。银矿开采业也有了发展，城东郊的白登山便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银地之一。随着农业、矿工业的发展，大同的商业也逐步发达起来，并且．很快成了一座繁华竞逐的贸易城。来自西域和中亚细亚一带的龟兹、乌孙、鄯善、悦般、破洛那和来自东北地区的契丹、高丽等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往来不绝，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繁华景象。

    由于北魏初期的几代皇帝大都崇尚佛教；又于公元４３９年将俘掠的凉州（甘肃黄河以西地区）僧徒三千余人、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徙于此，这就为佛教在大同地区的空前发展，提供了极好的条件，从而造成了沙门佛事的东移（因凉州靠近西域，一直为中国西北部的佛教中心），使大同成了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。在此期间，北魏王朝一边耗费巨资，开凿云冈、方山、鹿野苑等石窟，一边在城内广建寺院，广收僧徒。至孝文帝太和元年（公元４７７年），仅平城城内便有佛寺百所，僧尼二千余人。

    太和十八年（公元４９４年），孝文帝以南征为名，迁都洛阳，大同的繁荣便逐渐开始走下坡路。接着，又是烽火连年，到了六世纪初，这座盛极一时、名闻遐迩的北魏京都，便“尽为丘墟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