抬头。此时的严打重点是打击“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，侦破抢劫金融财会部门和洗劫车辆等重大流窜犯罪案件，打击贩毒贩枪、拐卖妇女儿童、卖淫嫖娼、制黄贩黄、赌博及数额巨大的多发性盗窃案件”。

　　律师夏霖自重庆来北京从业4年后，明显感觉手头经济类型案件越来越多。他说，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，已经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，期待律师帮自己寻求公平与正义。

　　2000 年，改革开放如火如荼，黑社会性质犯罪日益猖獗。当年的报道说，中国法院系统审判的黑社会性质案件是1996年的6倍。12月，中央又一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“打黑除恶”严打运动。此次严打的重点对象是“有组织犯罪、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；爆炸、杀人、抢劫、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；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”。

　　当时，“依法治国”已经纳入正轨。陈光中最早带出的博士，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的顶梁柱。他说，很高兴看到诉讼法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，期待中国的诉讼程序尽快与国际接轨。

　　“ 虽然都叫严打，可是能明显看出，这三次严打的程度在逐步降低。”刘仁文说，1983年的严打，力度最大，不仅公检法系统参与，公判大会这样的事情，也需要老百姓的参与；1996年的严打，只是由公检法系统参与，不再需要其他部门参与；2000年的严打，力度远远小于前两次。

　　此时，专家们开始审视严打。2005年，刘仁文在论文《近两年的社会治安与“严打”整治》中明确指出，“要妥善处理严打与依法治国的关系”，“要正确处理严打与保障人权的关系”。

　　更何况在加入WTO后，中国已经签署了两份联合国人权公约——《经济、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和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。在后一个公约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刑事诉讼的，对于死刑复核、逮捕、拘禁的原则和内容作了详细规定。

　　死刑复核的尴尬

　　法律界人士认为，严打阻碍了国内司法的本身程序，损害了法治的公正精神。死刑复核权的尴尬地位就是严打时期形成的。

　　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，死刑复核权归属于最高院。完整的程序是，中级法院一审死刑，高级法院二审死刑，最高院进行复核。

　　严打开始后，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，最高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。这个权力的下放，意味着死刑的二审法院与复核法院合二为一。判处死刑的是中级法院，二审便是高院，当时，复核也在高院进行。那么同一法院的审委会，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就一个死刑案件，作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决呢？如此一来，死刑复核作为一种监督程序，其意义受到质疑。

　　陈光中说，最高院也还保留一小部分死刑复核权，集中在经济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上。据他估计，当时由地方高院最后核准的死刑占全国死刑总数的80%以上。

　　1993年，对于学者陈光中来说等到了一个机会。他接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电话，被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。

　　当时适用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，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法治本身的进程。在更多的情况下，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，诉讼程序的真正功能得不到施展，法治的公正难以彰显。

　　“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，就是死刑复核权必须由最高院行使。”陈光中说，因为死刑复核从程序来讲，体现的是对死刑犯权利的保障，对公权的制约和监督。然而下放以后，这个程序徒有其名，令法律界痛心不已。

　　陈光中带领中国政法大学28名专家学者，历经一年，交上了修改草案。

　　新法最终确定下来，明确规定死刑复核权是归属最高院的。此时，专家学者们认为，无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，还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，死刑复核权都该收归最高院。

　　但是，1997年9月26日，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前5天，最高院下发通知说，根据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，死刑复核权仍然授权给各省级高院行使。

　　陈光中说，听到通知后“真像当头一棒”。失望之余，让大家稍感安慰的是，新法中规定，枪决不再是惟一执行死刑的方式。

　　1997年11月4日，在春城昆明，4名死刑犯被注射了麻醉及致死性药物后安静死去，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分钟。“这至少体现了对死刑犯的人文关怀。”曾亲眼见到枪决现场的刘仁文说，枪决情景至今仍觉凄惨。

　　当时世界上有99个国家保留死刑，普遍采用枪决电击等形式执行。适用注射死亡的，只有中国和美国。